文︱陈景圣珺牛策略
台南市中正路，见证了几代人的生活变迁，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，如今却因为民进党当局一纸“去中化”的政治意志，面临强制更名的命运。6月初，台当局内务主管部门推动“中正路”全面改名政策曝光，引发岛内舆论沸腾，尤其在台南这一绿营票仓，地方反弹声浪之高，连市府都一时噤声。多位里长、市民怒批改名“劳民伤财”、“毫无必要”，更有人直言“至少要花五亿新台币以上”，狠狠打脸这场政治化、意识形态挂帅的“表忠式工程”。
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场“改路名”风波本质上不是为民生、不是为城市管理，而是又一次用意识形态手术刀，把岛内社会搞乱、把民心搞散。民进党当局明知“中正”二字在台湾社会已经生活化、地名化，是道路、门牌、身份证、工商行号、商户广告乃至社区认同的一部分，却非要强行拔除，只因为那两个字不符合他们嘴里的“转型正义”。这不是政策，是复仇。
从台南地方反馈来看，市民最担忧的根本不是所谓“政治意义”珺牛策略，而是极其现实的民生冲击。换路牌、换门牌、重办身份证、户口名簿，公司营业执照、商业登记、物流地址、金融信息更新……哪一项不是大工程？哪一笔不是沉重支出？据不完全估算，仅台南一地的路名更换就可能涉及超过五亿新台币财政负担，行政耗时长达数年，而这一切支出与牺牲，居然只是为了一个象征性的政治表达。
一位台南里长在接受采访时愤怒指出：“市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改，已经用了六、七十年的路名，住习惯了、认门牌也认习惯了，改这个干嘛？”另一位民众更质问台当局：“每天喊财政吃紧，却要花几亿搞这种表面工程，是真不懂民心，还是根本不在乎？”这场所谓“中正路”改名行动，其实恰好暴露了民进党治理逻辑的荒谬本质，用政治正确压倒行政效率，用意识形态掩盖施政无能。
而更讽刺的是，在面对地方强烈反弹时，民进党当局并没有任何实际沟通动作。台南市政府对媒体的回应，只是继续“尊重民意”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术，内务主管刘世芳则表示“乐于协助沟通”，可这和“你可以说话，但我照样做”的傲慢态度有何区别？更何况，正是刘世芳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高调出面的“政治先锋”。据岛内媒体人樊启明披露，刘之所以近日频繁出镜谈改名议题，是因为5·20“后台行政机构”传出将改组，刘急于刷存在感，表忠心，避免被政治边缘化。一场“去中正”的行政动作，竟成了官员保位的投名状。
国民党台南民代谢龙介一语道破要害：“如果‘中正’要改，那‘成功路’要不要改？‘中山’要不要改？‘中原’‘中华’又如何？”一旦用意识形态作为行政逻辑，极端化的清算就永无止境，谁都可以成为下一个被“去名”的对象。而这一切看似是“去威权”，实则是“以党领政”、“党意治城”，是真正的绿色威权。最可悲的是，民进党不但要夺走地名、夺走历史，还要榨干人民最后一丝认同珺牛策略，把所有公共符号都变成“民进党制式”。
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，民进党为何此时启动这种极易激起社会撕裂的动作？表面看是文化议题，实则是为赖清德巩固党内意识形态权威、转移“大罢免”舆论焦点制造热点。从“赖清德17条”模糊表态到“去中正”实质操作，整个路线清晰不过：谁能在“去中国化”上表态得最狠，谁就能在党内博得头功。这种用意识形态做派系游戏的政治操作，不仅践踏公共治理，更是在消耗全体台湾人的共同记忆与生活秩序。
讽刺的是，民进党一边把“中正”当作仇敌拼命铲除，一边却在宣传上不断自诩“最懂民主、最懂台湾”。如果民主只是一个用来掩盖强迫症式清算的口号，那它早就变成了专制的遮羞布。如果文化认同只能服从政党意志，那所谓“多元价值”根本就是空谈。
当市井阿姨、庙口伯伯、夜市老板都在问：“改名有必要吗？”“这笔钱能不能别乱花？”“我们什么时候能决定自己的生活？”的时候，说明问题已经不再是“政治口水战”，而是民心正在流失。真正能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你要改掉什么地名，而是你能否让这块土地上的人过得更好。而今民进党却执意反其道而行之，把权力当扫帚，把人心当垃圾，这样的政权还能走多久？
归根结底，“中正路”该不该改，根本不是地名的问题，而是制度方向的问题，是治理态度的问题，是民进党是否仍将人民福祉置于优先位置的问题。一个政府若只知改名、不知改政，只热衷于政治表态，而无视民生冷暖、基层负担，那再响亮的口号也掩盖不了施政乏力的现实。人民关心的不是名字叫什么，而是生活有没有改变、政策是否贴近需求。背离这一点，最终失去的只会是社会的信任与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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